中國大陸媒體多維新聞載文解讀，認為其所說的「忠誠廢物」，指的是「大量只知道喊忠誠口號的建制派力量」，這些力量「亂時不能出力，昇平時不能實踐『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 田飛龍：我覺得這個制度調整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周期，包括國安法在香港社會的實施，國家安全法制的教育其實還很浮於表面，沒有深化，沒有真正深入人心，而新的選舉方案要求落實的愛國者治港在香港社會要將制度規範轉化成完整的認同和遵循還有一個轉化周期，不能操之過急，急功近利。 這是一個全面論和重點論的結合，既從全面管治權的角度意識到「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有一系列的重要關節要打通，重要的元素要制度化，同時也要分清輕重緩急，考慮到香港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香港的平台樞紐作用。 國際通關與否要視乎西方抗疫的進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共存」巨大代價之後，在滿足與中國整體通關所需要的檢測及疫苗證明條件下，才可逐步實現。 在中西之間，在抗疫大政治問題上，香港雖然面臨選擇困難和執行陣痛，但最終必須與國家共進退，這是長遠利益，也是「一國兩制」的必然要求。
- 而雙普選於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們在較長時間內都看不到雙普選。
-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指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加以調查和評估，可要求他們刪除「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綱領，如果支聯會拒絕更正，可研究按照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執法方式，對其社團資格進行處理。
- 忠誠廢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提出的一種現存於香港的現象。
- 田飛龍相信進行反制不會影響外資企業對香港的信心，認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更應該與國家共進退，維護長遠利益。
- 港府抗疫不力，一場新冠疫情令本港經濟衰退，民不聊生，不少打工仔不單止被裁員或放無薪假，即使保得住飯碗，每月強迫供款的強積金亦蝕入肉，去年人均帳面虧蝕逾4萬元。
- 指隨著《港區國安法》的落實、中央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及落實「愛國者治港」，泛民主派因涉及扰乱治安和香港独立问题而退場，建制派將會有更大的表現空間。
田飛龍（拼音：Tian Feilong，1983年4月28號—）係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江蘇漣水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反外國制裁法》，認為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又指支聯會長期利用一九八九事件的政治遺產、香港過分包容的政治自由及海外各種勢力的支持，從事的活動攙雜具有政治顛覆性和煽動性的危害國家安全成分，必須根據國安法進行調整。 愛國者治港不是新生事物，而是在「一國兩制」奠基時刻即灌注其內的憲制原則，是香港憲制秩序的構成性原理。 鄧小平先生在1980年代多次論述「愛國者治港」，澄清了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 港人治港表述的是高度自治原理，但這一原理不是孤立和無前提的，而是嚴格限定在「一國兩制」框架內。
田飛龍: 田飛龍｜香港抗疫之難：在中西人道價值之間左右搖擺
今天回頭看，無論是港英時期的制度，還是香港的普選民主，都有它的局限性。 第一，港英制度本身固化了很多英國這個宗主國或者英國代理人的利益，如果把港英的制度、港英的公務員體系整體複製過來，當然也會有英國原有治權殘餘的痕跡留在裏面，好的方面固然可以維持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為西方承認；不好的方面也會演變為對抗國家，破壞「一國兩制」的因素。 一種觀點認為，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這套組合拳打完後，亟需要快刀斬亂麻，從各方面進行大刀闊斧改革；但也有觀點認為，不宜「逼」得太急，要考慮到港人的感受和接受度。 田飛龍 指隨著《港區國安法》的落實、中央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及落實「愛國者治港」，泛民主派因涉及扰乱治安和香港独立问题而退場，建制派將會有更大的表現空間。 田飛龍相信進行反制不會影響外資企業對香港的信心，認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更應該與國家共進退，維護長遠利益。 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指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加以調查和評估，可要求他們刪除「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綱領，如果支聯會拒絕更正，可研究按照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執法方式，對其社團資格進行處理。
-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在進行，「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不符合中國現代化整體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民族復興與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戰略規劃。
- 關於國家的考量是什麼，香港該有的決策是什麼，香港自己有什麼問題，有什麼需要，也可以現場有一些溝通交流。
- 香港回歸以來，政改在本地等同於普選，這也是「民主回歸論」的內核。
- 田飛龍認為，香港抗疫的搖擺和失誤，有管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之根源。
- 所謂「與病毒共存」不是什麼先進經驗和標准，暴露的只是西方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西方社會的自私本質。
- 他認為中國不會放棄行之有效且可持續的「清零」，香港唯有跟隨國家共進退，才能維持繁榮穩定及在國家戰略上不掉隊。
- 田飛龍說，過去，香港長期存在「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二元對立，聲稱愛「文化中國」、不愛「政治中國」。
- 《香港01》圍繞今次選舉制度改革、「忠誠的廢物」帶出來的特區政府治理能力問題，以及「一國兩制」如何走向融合、積極、主動，專訪了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表示，這些制裁行為挑戰中國利益的底線，過往中國主要透過外交部或商務部的行政措施反擊，需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認為《反外國制裁法》是反制外部干預的「法律工具箱」。 田飛龍 田飛龍：「一國兩制」是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的一場制度實驗，其周期是「五十年」。 田飛龍 「五十年不變」的真實含義不是所有的具體制度內容或規則不變，而是這場實驗的基本憲制秩序和取向不變。
田飛龍: 愛國者治港：香港民主的新生（文：田飛龍） (09:
【Now新聞台】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指，保安局應要求支聯會刪除顛覆綱領，如果拒絕更正，可予以取締。 這裏有急務，也有結構性和中長期難題，是香港「一國兩制」上半場遺留問題，必須逐項梳理並制定好政策、計劃，有效執行，體現「愛國者治港」的新秩序、新能力和新成效。 田飛龍：黑暴之亂是香港社會之亂和整體管治之亂，而疫情之亂主要是公務員「A0黨」（政務主任、政務官）之亂，這些都是對「愛國者治港」赤裸裸的挑戰甚至否定。 關於夏寶龍主任提出的「五個善於」和「五有」要求，是關於「賢能愛國者」的概括性、整體性要求，並非專門為特首設定。 至於未來的新特首是否達成相應的高標準和高要求，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需要察言觀行，給出表現時間，以具體事實為依據進行客觀評斷。
田飛龍又形容，抗疫也是對「愛國者治港」的實際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關鍵測試。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態上就是「愛國者治港」。 但特區管治團隊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務員傳統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還不能達到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的規範水準，尤其是無法達到「堅定愛國者」或「賢能愛國者」的理想要求。 遺憾的是，現代性的本質是個體主義的，是反共同體的，是以自由之名放縱自私和弱肉強食的，而共同體模式與倫理則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削弱、解體和碎片化。 所以，身處「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政府是小政府，資本是大資本，個人是主權者，自由是交往明碼，共同體倫理與美德義務已被粉碎、遺忘和拋棄，而你身為弱者無論是被市場淘汰還是被自然病毒淘汰，是自然正當的。
田飛龍: 立即下載 Yahoo 新聞 app
分析中央治港思維的不同階段，田飛龍認為，從江澤民時代的「井水不犯河水」，到胡錦濤時代的「有所作為」，到現在的「積極作為」，這個階段性變化反映了中央對於在「一國兩制」中應當承擔何種角色、作用，有了更加科學完整的認知。 出生於一九八三年的田飛龍，對香港的最初印象，來自於在江蘇北部縣城讀小學時接觸到的香港歌曲和影視，在年幼的他看來，那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多元的大都市。 香港回歸那年，他讀中二，從央視畫面看到英國米字旗降落，五星紅旗升起，他自稱真切感覺到了「自己濃濃的愛國熱情」。 他指，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年復一年的顛覆性行為一直存在，無人追責，不能兼容於國安法秩序，必須進行調整或者刪改，而支聯會成員行為或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愛國主義（Patriotism）是人類政治思想和政治秩序的基礎性原則。 在美國，愛國主義滲透於從入籍宣誓、公民教育、任職聽證到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一四年，他首次赴港擔任訪問學者，由此與香港結緣，也目睹香港逐漸走向激進化和暴力化，最後迎來北京的重拳出手。 他說，「一國兩制」下半場正式開幕，中央對港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歷史性轉型。 中西方兩種抗疫模式之間左右搖擺，防控體系和動員能力未真正達到內地「清零」標準，導致清零時機延誤和疫情擴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風險，港府在這方面存在決策和執行的失誤。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接受《星島》訪問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當中關於港澳的新論述構成了「一國兩制」理論非常重要的發展，其中關鍵一點是突出「一國」的中心地位和聚焦性。 面對抗疫失敗，僅僅歸責港府也不盡公平，社會和民眾均有責任，而根本原因在於香港的制度和價值觀的「西方基因」，這是「一國兩制」的依靠，也是其短板，端看在何種議題和場景中表現出來。 面對香港形式上執行的「動態清零」和實質上信奉的「與病毒共存」的抗疫「兩面性」，我們要客觀理解和負責任應對，僅僅批評是不夠的，「動態清零」確有港府與香港社會短期內無法具備的制度瓶頸和社會認同瓶頸。
田飛龍: 田飛龍公共影響
這超出了「一國兩制」的初心範疇和制度極限，構成顛覆性政治風險。 抗疫的具體表現涉及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中央的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具體指標和影響因素複雜，需要綜合評估。 港府仍有一定的時間和機會決斷而行，搶回失去的時間和信念，真正實現「清零」及與內地通關，完成「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 其最終表現對特首選舉的具體影響以及中央的相應評估，還需要跟進觀察，目前並無確定性結論。 田飛龍解釋，所謂「民生正確」是指香港多數人口沒有能力依賴和西方通關而過活且改善生活，但與內地通關卻可以大面積覆蓋到這些人口的日常經濟、生計以及在內地就業和發展的機遇，包括內地消費人群來港的經濟紅利。 而所謂的國家政治的正確，指的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長期利益，不與內地通關將導致錯失融入發展的戰略利益，並累及社會階層的發展利益。
這顯然與中國追求的民族命運共同體及人類命運共同體處於規範性對立之中。 而香港雖在主權秩序上繫於中國，並以「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承諾尊重和信任國家，卻根本沒有完成社會性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其按照「動態清零」路線的抗疫措施只能靠運氣，不能靠理性和責任心。 遺憾的是，香港的「AO黨們」（政務官）並未真心實意按照「動態清零」的原則和機制嚴格執行，而是敷衍了事，無心無力，最終破防。 他們的破防有著強大的西方參照系，那是一個「與病毒共存」的參照系，是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標準。 田飛龍 而香港的「AO黨們」習慣於並信以為真地確信，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當《人民日報》發文力挺「動態清零」才是香港科學選擇的時候，香港的「AO黨們」仍然不以為然。
田飛龍: 疫情消息｜田飛龍斥港府搖擺亂跟隨西方 抗疫考驗一國兩制
過去的25年，香港制度得到較好維持，繁榮穩定獲得基本保障，但國家制度權威性未能良好樹立，人心回歸工程未能良好完成，融入發展的社會共識與具體政策對接未能順利實現，「一國兩制」制度安全存在嚴重風險和漏洞。 與內地通關無損於香港國際地位的維持，反而因為融入大灣區發展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而提升其對國際資本、人才的整體吸引力，並在「十四五規劃」系列目標指引下追求經濟競爭力的結構轉型和提升，國家也會在戰略和政策上予以最強有力的支持。 如果香港堅持清零政策並引入國家支援，清零仍有希望實現，與內地通關預期在半年內應有希望實現。 田飛龍 香港需要在與國際通關和與內地通關之間做決定性的選擇，這是決斷的時刻。 以與內地通關為優先選項，以與國際通關做後續選項，這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人心回歸的重大考驗和標誌。
他認為中國不會放棄行之有效且可持續的「清零」，香港唯有跟隨國家共進退，才能維持繁榮穩定及在國家戰略上不掉隊。 田飛龍批評，香港現時某些類似「共存」的做法，是抗疫思路中左右搖擺的繼續，以及醫療資源約束的結果，同樣是不可持續且存在擴散風險的，顯示出抗疫疲勞症之嚴重和西方宣傳攻勢之深入。 他指出，以愛國者治港重構香港選舉制度及管治體系，意義深遠，中央在國家安全與選舉安全領域的制度重構，行使的正是憲法賦予的「一國兩制」制度創制權，因而不是既往的「小修小補」，而是結構性、系統性的制度變革，是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豐富發展。
田飛龍: 疫情消息｜運輸工涉大圍檢測站縱火不准保釋 不排除加控管武罪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認為她作為港英制度傳統下訓練成長的公務員精英代表，在理解和應對制度內普通管治任務時能夠做到專業化和有效執行，但在遭遇超出體制範疇的重大社會運動或外部干預時缺乏必要的知識和經驗加以應對。 在全球平等競賽中就好比中國得了80分、西方得了40分，沒有道理逼著中國放棄行之有效的優勝模式。 而且隨著「清零」的經驗和執行機制的成熟化，在社區精準封控架大規模疫苗接種的支撐下，「清零」是可持續的，也是總體成本越來越低的。 田飛龍 田認為，香港社會無論是在教育、法治，還是社會文化、國家認同方面，與「一國兩制」新篇章的要求都還有很大的距離，要從自身加以查漏補缺，補足短板。 他認為，習主席提出的「愛國者治港」，成為香港高度自治權如何自我構成的一個指導性原則，香港社會以往一些蠱惑人心的宣傳話術、政治運動中的歪理邪說，將進一步被清理，對於「一國兩制」的正本清源和行穩致遠非常關鍵。
所以特區政府跟中央要想辦法打通其中的關節，讓人才滾動、流動起來，流水不腐，户樞不蠹。 當他們在這些更加豐富的閲歷交流以及能力提升之後再回到香港，我相信他們思考問題就不會再是井底之蛙，一孔之見了。 香港的司法改革必須克服既往的「國家」盲點，以適當形式和智慧納入「愛國者治港」核心要素，將香港普通法塑造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